摘要：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各国立法例虽有不同，但大致都包括单独监护和共同监护两种形态。我国采用共同监护为原则、单独监护为补充的立法模式，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本文进行了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离婚未成年子女监护

　　 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立法例，又因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区别，大陆法系国家大多设亲权制度来规范这一法律关系，而英美法系国家则是以监护制度来调整。我国法律虽与大陆法系相接近，但却未设亲权制度，对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关系以监护制度来调整，采取的是广义上的监护制度①。本文拟从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的历史沿革以及各国关于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监护的法律规定入手，探讨我国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的法律性质，以及完善这一制度的构想。

　　一、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的历史沿革

　　 在西方，以英国为例，直到十九世纪中期，父母的亲权一直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所谓的亲权只是父亲对婚生子女的权力而言，母亲和儿童的利益根本不受重视，离婚或分居后的儿童的监护权只有父亲可以享有，十九世纪的妇女往往因为无法放弃子女而继续留在暴力与绝望的婚姻生活中。即使妇女已离婚，前夫也常利用监护权来达到控制前妻的目的，父亲可任意剥夺母亲对子女的会面权，运用对子女的完全控制来实现对母亲的潜在控制。这种状况引起了平权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伸张母权的运动逐渐在二十世纪展开，由此出现了幼年原则(tenderyearsdoctrine)，即推定七岁以下的儿童或婴儿最有利的生活环境是由母亲照顾下的环境。幼年原则成为平衡父权的有利主张，它亦与儿童发展的认知相连接，由于认识到母亲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并且考虑到母子间的血缘关系，母权逐渐受到重视，又因儿童权益的萌芽，法院改变以往对父权的观念而代之以照顾儿童的程度作为儿童利益的评价标准，因此母亲所能提供的照顾被认为更加重要。之后，这一原则被扩大使用，幼儿的年龄不再限制在7岁以下，进而包括了所有未成年儿童，除特殊情况外，法院的判例均将未成年儿童的监护权判给了母亲。这种状况持续了近半个世纪，新父权主义者为争得对儿童的监护权一直在不懈努力，他们声称，儿童需要父亲，离婚的母亲可能仅仅因为自己的利益而从父亲处夺走子女，而不顾及儿童的利益，而且离婚后因家庭关系破裂，亟需父亲的形象来保持儿童情绪上的稳定，且父亲的照顾有助于儿童对离婚后新环境的适应。这种观点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法院逐渐对母亲在离婚后申请监护权的态度转为严厉，监护权不再一味地授予母亲，父母都可以在离婚时申请对儿童的监护权，之后又发展为父母可在离婚后都享有对儿童的监护权，实现了从单独监护到单独监护与共同监护并存的转变。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我国长期封建家长统治的历史，使监护制度缺乏生存的必要环境，以至于旧律没有关于监护制度的规定，直到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及前大理院判例，始认有此制。②1930年公布的民国民法典《亲属编》专章规定了监护制度，将监护分为不在亲权之下的未成年人监护和禁治产人的监护，我国台湾地区一直沿用至今。我国大陆直到198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才对监护制度作了法律上的规定，基本上采用了广义上的监护制度，父母为未成年子女的法定监护。③

　　　　二、外国关于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亲权)的立法例

　　　　(一)德国

　　　　德国《民法典》第1671条第1款规定：“如果共同享有父母照顾权(亲权)的父母不是暂时性地分居生活，则父母的任何一方均可以向家庭法院申请将父母照顾权或父母照顾权的一部分委托该方单独行使。”该条第2款规定了法院应当批准上述申请的二种情形；(1)父母的另一方对此予以同意，但是如果子女已年满十四周岁并且反对委托则除外；(2)撤销共同照顾权和予以申请人该项委托可被期待为对子女的幸福最为有益。该法第1672条第1款规定：“如果父母不是暂时性地分居生活并且父母照顾权依照本法第1626a条第2款④归母亲享有，则父亲经母亲同意可以向家庭法院申请将父母照顾权或父母照顾权的一部分委托给自己单独行使。若委托有利于子女的幸福，即应批准申请。”同条第2款规定：“在委托依照本条第1款而成立的情况下，经父母一方申请并经父母的另一方同意，以子女的幸福与此不相抵触为限，家庭法院可以裁判父母照顾权归父母共同享有。此规定在委托依照本条第1款又被撤销的情况下仍然适用。”由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依德国民法，父母离婚后，亲权可以由一方单独行使，也可以由双方共同行使，均是常态下的法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