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去世，留下一套拆迁房，在老人生前，亲生儿子不对其不顾不理，也不愿意负担老人的治疗费用，老人只能找到前夫，和其签订了遗赠扶养协议，前夫对老人尽到了生养死葬的义务。但是老人的儿子却反对这份遗赠扶养协议，双方因此对簿公堂。法院审理后，支持了这份遗赠扶养协议。

戴某因自建房拆迁获得一套150平方米的安置房作为补偿，后因生病急需用钱，将原分配的150平方米安置房换成了90平方米加补偿款20多万元。2020年3月，年事已高的戴某因病离世。戴某生前曾有过两段婚姻：第一段婚姻，戴某与庞某婚后生育一子庞某某，后庞某因故离世；第二段婚姻是与蔡某，婚后未生育或收养子女，后二人经法院调解离婚。戴某在结束第二段婚姻后，于2019年开始病情逐渐恶化。由于长期卧病在床需要人陪护照顾，早年拆迁获得的20多万元补偿也已所剩无几，戴某向儿子庞某某求助。庞某某不但不顾不理，而且还表示不愿意负担母亲后续的治疗费用。伤心无奈之下，戴某找到前夫蔡某协商扶养及其过世后的殡葬事宜，并在律师的见证下签订了协议书，详细约定了医疗、饮食起居等生活安排及扶养遗赠等事项的权利义务。协议中明确约定，前夫蔡某如能按该协议书约定事宜尽职尽责履行义务，待戴某过世之后，其名下90平方米安置房的房屋就赠与蔡某。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后，蔡某依约履行义务直至戴某离世。当蔡某处理完戴某的后事，拿出协议书主张自己的权利时，却遭到了庞某某的反对。因庞某某拒绝配合蔡某完成戴某名下房屋的过户手续，且经多次协商无果，蔡某将庞某某诉至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蔡某合法继承戴某名下房屋。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继承人戴某与蔡某签订的协议书，性质上属于遗赠扶养协议，协议签订过程是在见证人的见证下签订完成的，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法院予以确认。法院根据现有证据所查明的事实，蔡某对戴某生前尽了照顾义务，在戴某死后也为其处理了殡葬等事宜，法院认为蔡某有权依据协议约定取得戴某名下房屋。关于庞某某主张其作为子女也有出钱出力照顾母亲戴某，子女理应继承父母遗产的观点，法院认为，首先，戴某在疾病缠身，无钱医治、无人照顾的情况下，与蔡某签订协议书约定由蔡某对戴某进行照顾、支付医疗费并处理丧葬事宜，戴某将其财产赠与给蔡某，系戴某对自身权益的处分，不违反法律的规定，应认定有效。庞某某作为戴某的儿子，在戴某患病情况下未履行其本该承担的主要赡养、照顾义务，在戴某去世后又以对法定继承人明显不公为由，主张法定继承分配案涉房屋，有悖常理，法院对其主张不予支持；其次，戴某与蔡某签订协议书，并不排斥其他亲属、朋友基于亲情、友情对戴某进行照顾，故法院对于庞某某的上述辩称不予采信。综上所述，法院依法判决原告蔡某受遗赠取得戴某名下房屋的所有权利。庞某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遗产继承律师】儿子不愿意赡养母亲，母亲将房产赠与扶养人" width="720" height="444" srcset="http://www.02164.net/wp-content/uploads/2023/08/erzibuyuanyishanyang.jpg 720w, http://www.02164.net/wp-content/uploads/2023/08/erzibuyuanyishanyang-570x352.jpg 570w, http://www.02164.net/wp-content/uploads/2023/08/erzibuyuanyishanyang-206x127.jpg 206w" sizes="(max-width: 720px) 100vw, 720px" />

问题1：本案中戴某的法定继承人是谁？

律师指出：《民法典》第1127条规定：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本案中戴某经历过两次婚姻，目前均已结束了婚姻关系，因此其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就是庞某某。

问题2：如果看待本案中的遗赠扶养协议？

上海遗产继承律师解释到：《民法典》第1158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戴某和蔡某签订协议书，蔡某如约照顾戴某至其离世，对其尽到了扶养责任，两人签订的遗赠扶养协议亦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因此协议中涉及到的房屋亦应蔡某继承。

问题3：如何看待本案中庞某某的行为？

上海遗产律师表示：《民法典》第1067条第2款的规定：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庞某某在戴某年老病重之时，负有对母亲的赡养义务，但是庞某某并没有履行相应的义务，有违法律，亦有悖于亲情常理。即便其享有法定继承的权利，亦应当少分甚至是不分遗产。